鹦鹉螺杯

“鸬鹚勺，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的《襄阳歌》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千百年来广为流传，但诗中的“鹦鹉杯”究竟是什么样的器物，过去一直说不清楚，对于后世的读者就更加陌生。鹦鹉杯在古代诗文中并不罕见，唐代骆宾王曾有过“鹦鹉杯中休劝酒”的句子，《艺文类聚》一书中也曾载，东晋初年，作过广州刺史的陶侃曾“上成帝螺杯一枚”。此所谓“螺杯”，指的就是当时南海所产的鹦鹉螺的壳制成的杯子。《南州异物志》上说：“鹦鹉螺状似霞，杯形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为名。”此物用于盛酒，庾信诗“香螺酌美酒”可证之。讲究的螺杯琢磨精致，往往镶金银釦，并且由于螺腔蜿曲，藪穴幽深，饮酒时不易一倾而尽，故号称“九曲螺杯”，而为世人所珍爱。

尽管文献中言之凿凿，可是过去因为一直没有鹦鹉螺杯实物出土，人们对其具体形制仍不甚明了，直至1965年，在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中出土了一件鹦鹉螺实物，才终于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问。这件鹦鹉螺杯长13.3厘米，宽9.9厘米，高10.2厘米。此器利用螺壳自然卷曲的形状，在螺壳的口部及螺壳的中脊等处镶釦鎏金铜边，口部的鎏金铜边伸出双耳，耳的样式与同期耳杯的捉手相同，表明此杯用途与耳杯有相通之处。镶鎏金铜边不仅为了美观，也为易碎的螺壳增加了强度。口部的铜边则使嘴唇接触的部位光滑圆润。经镶釦的鹦鹉螺杯为圜底，平置不易放稳，杯的旋尖处弯向器口，即所谓“头向其腹”，望之仿佛一只栩栩如生的鹦鹉转过头来梳理自己的羽毛，又似鸟将头插入翅中酣睡。从前图画中的“太白醉酒”，李白常手持一只于唐代遗物中绝不经见的方形酒斗，实际上，按《襄阳歌》中所述，李白拿的应该是这种晶莹斑驳，富有奇趣的鹦鹉螺杯。

鹦鹉螺是生活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菲律宾海域的一种珍稀贝类软体动物，在我国的南海也有鹦鹉螺栖息。它的外形不象一般螺类的锥状或纺锤状，壳作卷曲状，形状颇似蜗牛。呈灰白色，背部有棕黄色条纹，其软体头部触须较多，当触须伸出壳外，外形酷似鹦鹉的冠及喙，美丽的外壳就像鹦鹉的身躯，鹦鹉螺之名因此而来。鹦鹉螺是极其珍贵稀有的物种，迄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历史，外形美丽，数量稀少，有“活化石”之称。在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中有这样的记载：“鹦鹉杯本海螺壳也，出琼州三亚港青栏海中，前屈而朱，如鹦鹉嘴然，尾旋尖处作数层，一穴相贯，甚诘曲，可以藏酒。”这段记述与这件鹦鹉螺杯的形状是一致的。由于螺壳内隔层的特殊结构，倒酒时酒可以从小孔流入每个隔层中，而饮酒时却不能一饮而尽，其藏酒之妙，足以为饮酒者助兴添趣。

这件器物出土于东晋王兴之夫妇墓中，王兴之是东晋宰相王导的后裔，与大书法家王羲之是叔伯兄弟，王氏家族为东晋豪门之首，惠泽后代。鹦鹉螺杯应是墓主人王兴之生前赏玩之物，可见早在公元四世纪时，中原一带就与南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和当时交广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岭表异物纷至沓来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从制作工艺的范畴来划分，这件鹦鹉螺杯应该属于釦器。釦器在一千多年前是家喻户晓的，但在今天的生活中已几近绝迹，大部分人不知道釦器是什么东西。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金部》中说：“釦，金饰器口。”古代所说的金，是泛指金属，如黄金、白银、铜等，都统称为金。因此，在许慎的解释中，凡是用金属加固和装饰器物口沿的，就叫釦器。《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其蜀汉釦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李贤注：“釦音口，以金银缘器也。”缘是边缘的缘，这里作动词用，是说凡是用金银等金属来缘器的，就叫釦器。这两种解释，大同小异。釦器首先产生于漆器，用金属加固器口的漆器最初出现在战国时期，到汉代开始大量生产，在社会上广泛流行。釦器按从高到低的档次主要分黄金釦器、白银釦器和铜釦器三大类，其中铜釦器又可分为鎏金铜釦和不鎏金的铜釦，绝大部分釦器是漆器，但也有少量是玉器、象牙、玳瑁、琉璃器。考古发现汉代一些铜釦漆器，其铜釦加固，不仅限于口沿，而且在边沿、转角处或器身上加上几道铜箍，使其更结实美观。如耳杯的双耳，是使用时触摸最多的部位，为了加固，多用铜釦，这就是西汉宣帝时庐江太守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所说的“今富者银釦黄耳”的“黄耳”。因为铜是黄色，故耳杯的铜釦耳就叫“黄耳”。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汉墓时，常常发现一些铜釦耳杯的漆木腐朽后，留下的就只是一些鎏金的或不鎏金的铜耳。这只鹦鹉螺杯以珍贵海洋生物的外壳作为杯身，并以铜镶釦口沿、双耳和边缘，在考古发掘的釦器实物中是极其罕见的。从该器物现存的外观来看，应该属于鎏金铜釦器，因为铜釦鎏金层极薄，经千年后，鎏金总有脱落之处，因而外观呈斑驳之状。